12月2日，香港《南华早报》刊文称，近年来，中印一直在努力改善在2020年边境冲突后恶化的两国关系。但作为两国间最棘手的争端之一，边境问题的敏感性可追溯至1962年。
印度学者此前一项学术研究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美国可能在背后搞事。
“揭示1962年中印冲突的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如何影响中印分裂，”今年4月，印度金达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拉克什马纳·库马尔（Lakshmana Kumar）在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中深入探讨了中印冲突的本质，指出其根源并非仅仅源于短暂的边界争端，而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
库马尔写道：“美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策，对中印都产生了有意和无意的混合后果……苏联希望与印度和中国合作，而美国则希望看到两者彻底分裂。”
据介绍，此项研究引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约翰·F.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的解密文件。
库马尔表示，他运用“批判理论，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突然恶化及随后1962年冲突的原因，以及美国在背后充当的关键搞事者角色”。
他援引1951年美国国务院一份文件称，“在外交上，美国努力利用中国西藏地区作为武器”，向印度渲染“中国威胁”。几十年来公布的美国政府记录和一系列学术研究证实，CIA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西藏地区开展秘密行动，包括准军事训练、情报收集、宣传工作，并以印度领土作为中转站。
库马尔表示，然而，CIA此类秘密行动及其规模“从未真正向印度方面披露，直到为时已晚”。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秘密行动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其预期。因为它确实导致中印走向对抗，同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分裂。”
库马尔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于达赖1959年叛乱的结果“感到满意”，因为这对中印关系造成巨大摩擦；更令美国“非常满意”的是，中印边境战争迫使尼赫鲁政府放弃不结盟政策，向华盛顿请求军事援助。
9月份，库马尔在与其他两位作者合著的另一篇论文中，呼吁印度政府从1962年冲突中吸取教训。文章称：“（印度）必须对试图利用中印争端谋取自身利益的外部势力保持警惕。”
政治评论员阿尔诺·贝特朗（Arnad Bertrand）在社交媒体X平台转发了库马尔的论文。他写道：“印度现在显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其与中国的历史冲突是由于外部操纵，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非印度的利益……如果这种想法成为主流，修复关系的路径在智力上就变得更可行。”
但他认为，美国是战争幕后黑手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了”，并称尼赫鲁在中印边境建立军事哨所和据点的操作才是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南华早报》还提到，叛逃国外的十四世达赖在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书中，佐证了CIA曾参与策划及协助他在1959年叛逃海外。达赖集团另一个核心人物、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曾表示：“美国人……只是想挑事，利用涉藏问题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和不和。他们最终成功了。”
据新华网消息，1962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境东、西方双方实际控制线，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一个月，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并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战后，中国边防部队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并释放了全部战俘。
《南华早报》称，1962年边境战争对印度是一次失败，同时对中印关系投下长久阴影。2020年中印再次爆发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报道同时称，库马尔发布研究成果，正值中印逐渐改善关系之际。8月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使总关税水平达到50%。面对特朗普的贸易压力，印度政府态度强硬。与此同时，莫迪加大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家互动。
8月31日，莫迪在中印领导人会晤期间表示，印中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共识远大于分歧，印方愿从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面对世界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印中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加强合作十分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
莫迪强调，印中都坚持战略自主和独立外交，两国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两国合作将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亚洲世纪，双方携手将在国际事务中增强多边主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