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无疑已经下定决心要拖延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步伐。当然，拜登政府公开否认这是其目标。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4月20日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不相容。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具活力与繁荣的经济体。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同任何国家之间开展健康的经济竞争。”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4月27日说：“我国的出口管制将仅限于可能改变两国军事实力平衡的小部分科技领域。我们只是在确保美国及盟友的科技不会被用来伤害自身的利益。”
然而，拜登政府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所计划的远不止这些温和目标。拜登政府并未撤销唐纳德·特朗普自2018年起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尽管作为大选候选人的乔·拜登曾在2019年7月批评这项政策。他当时说：“特朗普总统也许认为自己对中国表现的很强硬。可这么做实际上会导致美国的农民、制造商与消费者承受损失、增加开支。”
相反，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出口芯片、半导体相关设备与部分软件来对中国施压。他们也说服了荷兰、日本等盟友加入制裁。今年8月9日，拜登政府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涉及敏感技术与半导体、微电子产品、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美国对华投资，理由是这些投资“可能会显著地提升中国的军事、情报、侦查或网络赋能的相关能力，并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
这一切行动都证实了，美国政府正试图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成功实现其计划——答案是，恐怕不能。幸运的是，美国现在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方向还不算太迟，新的方向将能够更好地服务美国民众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
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决定有点类似老生常谈的愚蠢举动：在马跑空后才关上马厩。现代中国已经多次证明，其科技进步的步伐是不可阻止的。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苏两国好几次采取措施，试图限制或阻止中国发展一系列关键技术，包括核武器、太空计划、卫星通讯、全球定位系统（GPS）、半导体、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美国也试图打压中国在5G、商用无人机和电动汽车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
纵观历史，任何通过单边制裁或长臂管辖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努力都失败了，而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些努力会对美国长期维持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1993年，克林顿政府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卫星技术。今天，中国已经有540颗在轨卫星，并正在推进与“星链”（Starlink）公司竞争的卫星项目。
在GPS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1999年，当美国限制中国访问其地理空间数据系统后，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平行项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可以说是两国在重要科技领域脱钩的第一波浪潮。从某些方面来说，今天的北斗比美国的GPS系统更优秀。前者是全世界最大的卫星导航系统，拥有45颗卫星，而GPS只有31颗。北斗能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提供更多信号，由120个地面站提供支持，因此精确度更高，拥有更先进的信号功能，包括双向信息传递。
其他国家也曾试图对中国发动技术封锁，但均以失败告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协助核武器研发的专家。中国在60年代初启动了自己的“曼哈顿计划”，并于1964年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那一天宣告了前苏联相对中国核垄断地位的终结。
拜登政府采取的许多对华政策，都是在没有考虑到中国反击能力的前提下执行的。尽管中国并没有在美国的技术栈（tech stack）当中实际建立多少完全不可替代的部分，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提供的原材料（稀土）与市场需求（创造利润）在维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重要性，并且正在将这些因素作为筹码。在目前以牙还牙的对立态势中，中国将开始挤压这两个价值链上的关键端口，以回应美国对技术和资本出口的限制。
今年7月，中国对镓、锗等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打响了第一枪，意在提醒美国（及配合行动的盟友）中国在稀土与关键金属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在镁、铋、钨、石墨、硅、钒、萤石、碲、铟、锑、重晶石、锌和锡加工方面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中国也主导了锂、钴、镍和铜等美国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必需材料的中游加工，这些材料对于全球快速发展的电动汽车行业至关重要。
虽然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家能够获得其中许多矿产的储备，但如果有人认为，开采与加工仅仅是按下开关那么简单的事情可就大错特错了。光是建立必要的采矿与提炼基础设施就需要至少三到五年的时间，更不用说招募与培训熟练劳动力，或者得到相关生产活动必须的操作与环境评估许可的时间。这两项任务甚至可能无法完成，稀土加工是一项涉及剧毒与环境污染的过程，在美国，这样的工厂很难获得批准。
台积电因熟练劳工与工会问题陷入争议，不得不推迟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投产日期。图自：澎湃影像
如果亚利桑那州因为台积电的芯片工厂招不到合格的本地劳工而犯难，又无法解决美国工会反对引进外来熟练劳工的问题，那么美国将很难发展堪比中国的材料加工能力。在此过程中，中国能够就如何获取其加工的原材料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包括很可能限制对美国科技与国防工业巨头的出口。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开展反击的能力意味着，美国并没有一个深思熟虑、全面的对华政策。
为扼杀中国获取最先进技术芯片的渠道，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对本国大型芯片制造企业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对中国的伤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品消费国。过去10年来，中国从美国公司进口了大量芯片。
根据美国商会的数据，2019年，中国企业从美国公司进口了价值705亿美元的半导体，大约占这些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7%。威讯（Qorvo）、德州仪器与博通（Broadcom）等部分美国公司约有一半的营收来自中国。高通公司60%的营收、因特尔25%的营收、英伟达20%的营收均来自中国市场。难怪这三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近期前往华盛顿警告称，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能损害美国芯片公司的行业领导地位。美国公司也会因中国的报复行动而受到伤害，比如中国5月份对美光科技（Micron Techonology）公司采取的禁令。中国市场占美光销售额的25%以上。
这些对华销售产生的巨额利润被投入到研发环节，从而令美国芯片公司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据美国商会估计，如果美国政府完全禁止向中国出售芯片，将导致美国公司损失830亿美元的年收入，并被迫削减12.4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公司还将不得不砍掉至少120亿美元的年度研发预算和13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长期来看，这会令美国公司更难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
美国的芯片公司痛苦地意识到，美国政府在芯片领域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将更多损害他们而不是中国的利益。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7月17日发布声明称，华盛顿反复采取“过度宽泛、模糊不清、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限制措施，将可能削弱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扰乱供应链、引发严重的市场不确定性，并招致中国持续升级的报复行为”。声明呼吁拜登政府在与半导体行业代表及专家进行更广泛沟通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
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法案》不可能无限期地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而全世界也没有堪比中国需求规模的替代市场。其他的芯片生产国迟早会脱离美国的阵营（就像历史上那样），向中国出售芯片，美国限制中国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此外，通过禁止对华出口芯片及其他核心部件，美国在战争还未开打之前就向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战争计划。中国被迫在芯片领域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他们本来不会早早开始做这件事。在中兴与华为公司遭到美国政府制裁前，中国人对继续购买美国芯片很满意，并专注于前端硬件研发。阿斯麦尔公司CEO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表示，中国在芯片的关键应用与需求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基础设施、电池技术的推广都是芯片在关键且成熟的中端领域的完美运用，而中国毫无疑问正在这些领域领先。”他写道。
美国短视的保护主义政策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美国现在面临的短期威胁是可能失去推动研发的关键收入，正是这样的研发投入令美企成为创新领导者；而长期威胁则是，中国迟早会建成自主且全面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尽管美国对华为实施了严厉制裁，华为依然能够推出搭载了国产5G芯片与操作系统的新款智能手机Mate 60Pro，这说明美国试图阻止中国技术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有多么不明智。
既然美国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以及，事实上也不太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堪比美国的全球大国），更加明智的策略是对华接触。《伊索寓言》中“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完美体现了这一点。在那个故事里，再猛烈的北风也未能吹走旅行者的斗篷。相反，是温暖的阳光令旅行者主动脱下了斗篷。
如今的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长达5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近期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声称：“自尼克松迈出美中重新接触的第一步至今，将近半个世纪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又一次高估了自身塑造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相反，中国追求一条自己的道路，并在这个过程中违反了美国的一系列期望。”
如果对华接触政策的目的是改变中国的内部治理体制，这项政策确实失败了。然而，如果这真是美方的目标，一个有着250年历史的共和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竟然相信能够按照其偏好来改造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文明，无疑是一种非常狂妄的行为。如果美国接触政策的目标是鼓励中国崛起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借用罗伯特·佐利克的话说），那么这项政策很可能已经成功了。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和四名独立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综合研究表明，中国的行为受到了各种接触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改善公共卫生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董云裳（Susan Thornton）为这份研究担任监制。她说：“这项对美中外交历史的整理显示，两国可以通过谈判取得成就，并且中国会履行承诺。认为与中国接触对美国没有好处的说法是完全不准确的。”确实，（中美关系）过往记录证明了《伊索寓言》中“北风与太阳”的故事所蕴含的智慧：“武力和虚张声势无法奏效，温和与善意的劝说才能取得成功。”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
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正强迫其决策者采取更强硬的反华立场，而不是务实的立场。比如，美国的制裁阻碍了中国国防部长访美以及美中为避免意外军事冲突所建立防务对话的努力。然而，美国政府却束手无策，即使事实已经证明，此类制裁无助于有效实现其政策目标，他们依然无法解除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应该对其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方式手段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估。美国习惯使用的对外制裁既不能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未能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而且绝大多数国家认为配合美国的制裁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除了制裁，美国就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了吗？
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解释拜登政府对华方针的声明中表示：“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和中国竞争，我们将尽可能地与中国合作，我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同中国较量。”我们认同这一路线。但相比损害自身利益、巩固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对手的地位，美国应该奉行一种更加开明的科技政策。其重点应该放在可持续地支持与拓展美国的创新领导力上，同时以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消除特定的国家安全威胁。
中美科技竞争不应该基于零和博弈的框架，而应该基于可持续、符合两国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合作框架。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大多数西方国家设定的减排目标将无法实现，因为中国拥有太阳能、风能与蓄电池发电领域的许多专利与核心投入。与中国联合开展的研究计划、临床试验和数据收集对于攻克癌症等全球健康难题也至关重要。
中美脱钩后形成各自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不仅会阻碍全人类的技术进步，也会因平行发展和单边监管导致其他的区域性风险。比如说，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会下意识地联想到两国对人工智能、核能等“末日科技”的研发投入将出现毫无节制的增长。继续欢迎中国的科技人才来到美国学习、工作与定居，会同时有利于两国的科学进步。这些科学家能够为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搭建桥梁。
美国政府还应该考虑全面重启由布什政府发起、奥巴马政府延续、被特朗普政府终结的两国间所有高层对话机制。恢复这样的高层级对话，并建立由两国顶尖科学家共同参与的高规格科技对话机制，完全可以为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带来更积极的成果。
首先，这种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集中在双方存在长期共同利益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应对流行病、全球经济稳定与教育领域）。当双方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后，就可以逐步扩大对话与合作。这些举措都不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事实上，美国的全球威望和地位很可能会上升，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会看到美国正在奉行既符合美国利益又符合全球利益的合理政策。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明智的策略，它依然将会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国家。
（原文于9月19日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原标题：“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America Can’t Stop China’s Rise.文/陈繁昌、本杰明·哈伯格、马凯硕）